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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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我决定休一年学。疫情时代下,网课减少的每天两个小时通勤时间 并没让我感觉学习更轻松;摆在书桌上的电脑在我眼中变成了教室,打开就有十几二 十名老师同学参加我卧室的virtual tour,让我无处可逃。我越来越抵触网课,而后扩 散到我的整个生活。
休学像我期盼已久的楚河汉界,挡在我和世界中间。我尽量把自己与外界隔离开来——闭门不出,每天睡上十几个小时。上下铺的床有一个好处,把被子的一边掖进上铺的床垫和褥子中间,让它垂下来就能当作下铺的床帘。我更偏爱薄一点的单被来做床帘——既没有厚被难以操作,又比床单遮光好,躺进去不受光线干扰,一觉醒来不知东方之既白。
一道床帘,一道卧室门锁,一道自家大门的门锁......把我紧紧包裹起来。昏暗之中我感到安全: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属于这儿。
1
上高中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感觉自己和这里格格不入。开学第一周的周末,我和爸妈说给我买台新的笔记本,因为家里两厘米厚的老笔电耗电实在太快了,而在教室里拿出快一斤重的电源线充电实在是很尴尬。向爸妈要一台新电脑并不是一个轻轻松松就能说出又的请求,但被当作异类的恐惧压过了我的廉耻心。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不属于这里——包括但不限于我待过的所有学校、课外班、以及任何人数超过五人的集体;算上幼儿园,我去过两个国家的10所学 校。第一次去幼儿园是在两岁的时候,一所马来西亚的托儿所。我印象十分深刻:第 一天去幼儿园,周围的小朋友都是外国人。我坐在地上玩玩具火车,手里的玩具突然 被一个比我大点的小女孩抢走了,她对我说“这不是你的!”。我一个人坐在偌大的房 间中央,看周围陌生的小朋友们结伴玩耍,突然一阵眼花缭乱,头晕目眩。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把这种缺乏归属的感觉叫做痛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幼儿园的“创伤”,我很害怕被人看出对新环境的不适应,会尽力表现地不动声色。我曾经在一次心理咨询中这样描述这种表演:
“……就像你走进一间新的屋子,里面的人都西装革履,只有你什么都没穿。但 你还要表现得淡定自若,一边和ta们谈笑风生,一边赶快捡起地上散落的衣服穿好。”
这基本就是我每一次进入一个新环境的心路历程——强装镇定地快速学习它的 规则,一定要尽快融入进去。做集体里一个合时宜的、不显眼的,最好还能是被喜欢 的成员,不要显得慌张失措——这是我一直以来践行的原则。但这个原则被休学打破 了——毕竟课堂上少了一个大活人还是很明显。高二下学期开学,我缺了很多课。这 期间越来越多的人来问我为什么没来上课,其中不乏一些老师;我不知道怎么回复才 算合适,就一直晾在那里,直到发邮件和那个学期所有任课教师请假。意料之中的, 我收到了很多友好的回复,都叫我注意健康、自己是第一位的、不用内疚。正式休学 之后再有人来问我为什么不上学了,我格外坦诚,“因为抑郁”。
我躺在床上,想到去把头发染成亮蓝色。
2
这是我的一个习惯:心情不好就去折腾头发。分手了烫个羊毛卷;压力太大,去剪了超短发。初三最颓废的时候想推个寸头,被理发店老板严词拒绝:“我不会给女 孩剪寸头的!”,最后剪了一个丑丑的齐耳短发。我后来意识到,对我来说,换一个发 型就好像抛弃了上一个自己;于是每当我想要从当下抽离出来的时候,我就会走进理 发店。
察觉到这一点的我仿佛找到了救命稻草,迫切地想要去染发,但遭到了我妈的劝阻:“太贵了,而且对头皮不好”。可在崭新的人生面前,钱和头皮健康对我来说不 值一提。为此我甚至和我妈吵了一架——“我不喜欢这个颜色,所以你要染拿自己的钱去染,不要花我的!”;“钱比我重要吗?!”,事后眼眶含泪地给她写了一封信,详细 叙述了我为什么想要染头以及为什么她应该支持我。信的原件找不到了,记忆中大致 内容如下:
这一次染发对我而言有特殊的意义。我不是一时兴起想找点新的乐子才打算去染头的,这对我来说象征着新的自我。而我刚才那么生气是因为对我这么重要的事被你轻飘飘地否决让我感觉我也被你轻飘飘地否决了。我知道染一次头发不便宜,我也知道只要我软磨硬泡你是会答应的,只不过是不情愿的罢了。或者本质上来说,我想要的不是最终去染了这一次头,而是你接受我的喜好和行为——接受我这个人,不因为我的审美和经济条件而影响。即便你最终还是觉得太贵了不能让我去染,但如果你表现出了对我想要去染头的理解,我不会很难过。因为这让我感觉你接受我、爱我。
妈妈读完信来我卧室找我聊天,一番催人泪下的母女谈心后问:那我就不给你染头的钱啦?我说不行,这还是得给。妈说,我就知道。 我和朋友说我打算去染个蓝色,觉得“人群中这种亮眼的颜色一眼就能被看到,就是难保持到开学,不然走在学校里多有抗争精神”。她听完对我说:你抗争啥了,北大附又不是不让染头。
最终我还是去染了头。7月28号下午四点钟,我走出理发店,给老妈打了个视频 电话:“好看不?多显白”,我蹲在树阴下问她。夏天的太阳毒辣,配上随风摇摆的树 枝,投下来的光斑一闪一闪,打在亮蓝色的头发上直晃人眼睛。
我妈笑得无奈,“行,你说好看就好看”。
3
在那之后很久我才明白一个道理:我的人生不会因为一件小小的坏事就变坏; 但同样的,它也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变好——比如染头,比如休学。
我和爸爸的关系似乎一直不怎么和谐。这个五十岁的中年男人想法直接、脾气火爆,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他身体健康的女儿不去上学、而正在家里“无所事事”。于 是在我染完新发色,“重获新生”过后一周,像以往很多次一样,他又一次陷入了深深 的烦躁和焦虑。他替女儿着急,怕她在家一年会怠惰成性,“这样你以后怎么步入社 会?爸爸妈妈不可能养你一辈子!”;恨铁不成钢,“坚持一下克服困难行不行啊!别 的孩子都可以就你不行吗?”;甚至又不择言地埋怨:“不要折磨我了呀!!你到底想 要我怎么样……”
我把自己锁进卧室。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说话啊?!!”卧室门被他拍得咣当作响。
我把房间里的窗帘拉上,屋子暗了下去。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的眼睛都是这样:长时间盯着一处昏暗的地方后,它周边稍微亮一点的位置会在视野里模糊、变形,最后变成一个动态的漩涡,像梵高的星夜。我盯着窗帘布,缝隙里透出来的光线就开始旋转,直直钻进我的房间。于是我躺到地板上,手里攥着一盒舍曲林——一种抗抑郁药。地板很硬、很冷,我想着要对自己好一点,又换到了地毯上坐着,正好对着窗户。我盯着窗帘,手里把一板药掰开,一共十四粒。阳光像漩涡,我又开始眩晕。摊开手掌端详一下这十四片药——我每天起床吃都要吃的这种药,我感觉到我此时面无表情。我努力回想,还有什么想见的人吗?是不是应该和朋友告个别什么的,或者前男友?
我感觉到五官越来越沉重。“现在就已经看起来是死人脸了”,我想着。伴着门 外爸爸的怒吼,妈妈的斥责和妹妹的哭声,我把药片放进了嘴里。
——在把药片放进嘴里的下一秒,我舌根一压,内心升起一股无法压抑的愤怒。它经过我的喉咙、眼眶由内而外地爆发出来,让我吐出药片的同时也流出眼泪。我心里挥之不去的雾气似乎也正在被愤怒的火焰烤干—— “不会更差了”,我整个人轻松起来。
4
那个夏天我开始尝试一些新的事物。我开始打游戏、去新的剧组排练,尝试去 享受一些从前被我标榜“庸俗”和“幼稚”的事。
表达愤怒是其中一件。妈妈带我和妹妹回了一趟四川,在成都我又和她吵了一 架,原因是我疑似丢了手机,被教育“你下次能不能看好自己的东西”。气得我在成都 的大街上狂走两公里,最后被劝回饭店时菜已经被吃完了。
选择把头发染成亮蓝色也不是没有理由。初夏的时候,一个朋友问我,你知道 xx韩团吗,里边有个帅哥叫A,给我看他的照片。照片里A染了一头亮蓝色的头发,对着镜头照镜子,确实挺帅。我想起身边很多同学都是这个团的粉丝,在从众心理、不 驳朋友面子、帅哥的三重诱惑下,我听起了Kpop。后来我和朋友坦白“这是我第一次 喜欢大众都喜欢的明星,让我有种自己被接纳的感觉,很开心。”
20年十月份,我和朋友约了我人生第一次以拍照为目的的见面。在鼓楼大街 上,我戴了隐形眼镜和耳环,穿着短裙——我对身材的不自信让我很少穿短裙,更不 可能穿短裙拍照。那天结束之后我的手机相册里多出了三百多张自己的照片,在朋友 圈发了九宫格——其中几张甚至是拼图。“你笑得好灿烂,挑不出来啊!全部都放到朋 友圈里好了!”我朋友这么说。
那次约拍结束后,我挑了一张照片发在了社交媒体上。是一张黑白滤镜的照 片,我背对镜头,垫着脚在鼓楼大街的路牌下比耶,文案是“日日是好日”。
